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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丁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丁玲纪念馆      2017-1-18    来源:中国文学网    发布者:admin    点击:941

本文来源:中国文学网

      丁玲以她独特的创作成就和别具一格的艺术风采,站立于急剧变化、纷纭复杂的现代思想和文学的原野。她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和艰难的艺术探索的旅程,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启示和深沉的思考。她那“一个浪来””被托上云霄”“一个波去”“又被沉入海底”的离奇浮沉的政治生涯,似乎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走向成熟的艰苦历程的代表。正由于这样,丁玲研究在新时期以来,成了研究者的热点。

      一、新时期丁玲研究的总体估价

      在这十五年间,丁玲研究在总体发展上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79年至1986年丁玲逝世期间的八年,拨乱反正,医治创伤,建立丁玲研究队伍,是当时丁玲研究的重要任务。也就是说,当时丁玲研究的主体任务是破除二十二年来对丁玲形象的歪曲与袤渎,把对丁玲的理解和认识,只归到“反右”和三十年代以前丁玲研究的正确结论上来,为重新认识丁玲、理解丁玲、研究丁玲寻找到大家能接受的新的认识的衔接点。期间经过了必要的回归和复苏,使丁玲研究从以往二十二年的冷漠中复苏过来,从而使丁玲研究在八十年代初,迈开了新步伐,写出了不少新的历史篇章的论文,把丁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1986年3月,丁玲不幸逝世,1986年6月,丁玲研究会在长沙正式成产,不久《丁玲文集》八卷的问世,使丁玲研究者能从容地阅读丁玲整个一生的创作。人们对丁玲一生的创作进行了全面的深思,这时,人们就会发现,时间的流逝,终于刷洗了种种错觉的浮尘,审美距离的缩短使研究者能比较客观地去审视她的作品的美学价值,从而研究者能从以往的感性激情中解脱出来,开始向理性的激情去寻求艺术美的真谛。这就使研究者从前一个时期丁玲研究中侧重于丁玲思想和作品相结合的研究来评价丁玲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业绩中走出来。把丁玲研究放到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画展上,把丁玲研究与同代作家的研究与中国文化的研究以及二十世纪文艺思潮的研究结合起来研究,使丁玲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研究的方法和观念也得到不断的更新,这就使这个时期的研究有了不仅在观念和方法上的新的突破,而且在学术水平上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说1986年以前的丁玲研究,主要是以论文为主,那么这一个时期的成果则是学术著作的增多,为丁玲研究谱写了新的一页。诚然,本时期丁玲研究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对丁玲创作的再评价上,也有过矫枉过正的现象。还有些论著,缺乏严肃的科学态度,廉价吹捧的现象也不时出现,探讨性的研究文字也不多,研究的角度和视野也还不够全面开拓,使研究者未能达到更高境界,这是令人遗憾的。丁玲研究中某些针锋相对的观点,只是展现到研究者的面前,尚没有能真正展开深层次的探讨,使丁玲研究在热潮之中,带来了令人焦急的沉静,这也许是丁玲研究无法绕过的新的阵痛。但总的说来,1979年到九十年代的十五年,是丁玲研究发展史上一个思想空前解放,成果特别丰富,学术水平也有巨大突破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丁玲研究,在现代作家作品的研究中是独有风采的,可与巴金、老舍、曹禺等著名的作家的研究相媲美。

      二、拨乱反正:对丁玲的创作进行再评价    

      1979年丁玲以七十五岁的高龄复出文坛后,丁玲研究者开始摆脱沉重梦魇。于是对丁玲创作遭受不公正批判的作品进行拨乱反正的再评价,为丁玲的代表作恢复名誉,逐渐恢复丁玲创作的历史科学的真正面貌,还丁玲的本来面目,这是落在当时丁玲研究者肩上的历史和时代的使命。 

      1980年,袁良骏的《褒贬毁誉之间——谈谈<莎菲女士的日记>》一文的发表,为丁玲创作的拨乱反正的再评价发出了可贵的第一声。袁文不仅逐一驳倒了多年来那些诬蔑莎菲的不实之词,而且以耳目一新的学术观点,指出莎菲形象的典型意义在于“莎菲形象不仅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而且是一个‘市侩’灵魂的惩罚者”,这就使人们对丁玲《日记》学术价值的认识,不仅恢复到三十年代茅盾认为莎菲是个“旧礼教叛逆者”的新女性的观点上,而且在这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由于《日记》是丁玲的成名作,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二十年代,丁玲因莎菲而成名,五十年代丁玲因莎菲被批判,对于丁玲作品的再评价也是以莎菲为主人公的《日记》开始的,因则对《日记》的再评价,对莎菲形象进行新的评论的研究,一开始就成为丁玲研究者的热点。在这期间具有一定学术见解的论文,就有林伟民、陈惠芬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再评价》、蔡葵、臻海的《莎菲在幻天、追求中获得新生——兼谈姚文元的<莎菲女士们的自由王国>及其他》、张永泉的《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女性—一莎菲形象的再<莎菲女士们的自由王国>及其他》、张永泉的《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女性——莎菲形象的再评价》等论文,都是继袁文之后具有鲜明拨乱反正色彩破中有立的文章。一直到1984年6月,厦门大学举办的首次丁玲创作讨论会上,研究者讨论丁玲创作独特性时,好多学者把丁玲与莎菲的研究,都作为深入研究丁玲的课题。徐霞村《关于莎菲的原型问题》的论文,对半个世纪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莎菲是不是丁玲的问题,他以翔实可靠的历史资料,说明了莎菲不是丁玲,从而使学者们对莎菲典型形象的美学价值,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为深入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在对《日记》再评价的同时,学术界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过去有争议的作品,也进行了再评价。这些评论大都能从比较客观而又实事求是的态度,以新的观念和新历史视野,来评价这些作品的美学价值。因而文章以犀利泼辣的笔墨、别具一格的文风,勇猛地冲破“左”倾思想的樊篱,写出了不仅耳目一新而且具有深度理论探索的文字。其中以严家炎的《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重评丁玲<在医院中>》一文最为引人注目。文章对历来争论的焦点、陆萍与周围环境的矛盾,是看作“国统区‘亭子间’来的知识分子由于缺乏主观世界的改造而与新环境所产生的不合折,甚而被当作‘解放区人民的仇视心理’而批判”。严文则认为“陆萍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矛盾,就其实质来说,乃是高度的革命责任感相联系着的现代学文化要求,与小生产者的蒙昧无知、偏狭保守、自私苟安等思想习气所形成尖锐对立。”进而指出:“《在医院中》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写出了小生产思想习气危害,还进一步深入地写出了同这种思想习气作斗争是何等困难。”谈到《在医院中》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意义时,则认为它是中国干预生活文学的“先驱”、“自有其不可磨灭的独特贡献”。严文的发表,标志着对丁玲代表作再评论的探讨,已经站在时代的高度,来重新审视历史而发出具有理论深度科学的阐述,对丁玲创作的有争议作品的再评价到此已告一段落。

      三、综合研究:从丁玲的艺术个性中去探索作者的美学情愫

      当袁良骏、严家炎等对丁玲的《日记》、《在医院中》写出具有科学论据的翻案文章的同时,有些研究者已经开始对丁玲创作进行系统而科学的考察,开始对丁玲创作进行综合的研究,以此来使丁玲研究向纵深阶段发展。在对丁玲创作进行深入考察的时候,研究者往往把如何科学地来评论丁玲早期创作作为他们研究的重点来突破。邹午蓉的《试论丁玲1942年之前的小说创作》是对丁玲从《梦珂》到《在医院中》等创作进行了肯的同时,认为“莎菲是一个恋爱至上主义者,又是一个爱情怀疑主义者。”认为《在医院中》丁玲“流露出偏爱知识分子,轻视工农,与革命环境格格不入的小资产阶级自我意识的情调。”这是篇全面对丁玲早期创作,从《日记》到《在医院中》提出与当时学术界相左观点的论文,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陈惠芬在85年写《近年丁玲研究述评》时,认为这篇文章“作者不自觉地显露出往日‘左’的印痕”,这是不无道理的。在这期间,陈鸣树、张大雷、钱荫愉、王中忱、黄平权、庄钟庆等也纷纷写文章,对丁玲早期创作的独特性、悲剧倾向、新女性,以及丁玲创作的现实主义的独特性和文学创作的独特贡献,进行了全面评论,张炯的《从莎菲到杜晚香——论丁玲同志的创作》则是对丁玲创作的女性形象进行全面考察后,来肯定丁玲在中国现代文学上业绩的文章。这些文章把丁玲研究从个别篇章的研究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放到整个丁玲创作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生活相结合的广阔历史画展上来论述丁玲的文学创作中的成就及其不足。在这一研究中,当时影响较大的文章是袁良骏1985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85.4)上的《论丁玲的小说》。袁文对丁玲的小说特点、风格、贡献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丁玲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取得了别人无可代替的成就。丁玲所以能取得这种成就的关键在于丁玲的创作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这种独特的艺术个性,“就是高度的时代敏感性、卓越的艺术胆识、现实主义的深刻性及手法技巧的细腻与豪放的统一。”在他看来,过人的艺术胆识就是“写出《在医院中》向官僚主义开了火”,认为这篇作品不仅是现代文学史上反对革命内部官僚主义文学作品的开端,而且是如何表现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初的尝试。认为《日记》对莎菲的心理描写的淋漓尽致而言,“在现代文学史上确乎可以首屈一指”的。袁文是将丁玲文学成就的取得,归结于丁玲在艺术上的不断勇于探索,能够冲出当时文坛那些循规蹈矩的框框,从而写出了“立意高远、格调不俗的作品”,肯定了丁玲对新文学的贡献。但作者在谈到丁玲创作的艺术手法细腻与豪放的统一时,还说得不够清晰。袁文标志着丁玲研究已从拨乱反正的阶段进入到对丁玲创作进行深入结合的时期。启示人们丁玲研究的挖掘,已不能停留在对丁玲文学创作道路表层的探索,而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探索,才能使丁玲研究有着新的突破。 

      四、整体考察:丁玲与中国新文学 

      严家炎1987年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开拓者的艰难跋涉——论丁玲小说的历史贡献》,是篇对丁玲研究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合点上科学而客观地评价丁玲创作的力作。论文有不少独特而精辟的见解,如他认为“丁玲的早期小说不但在意识内容上属于现代,而且在艺术思想、审美要求也地道地属于现代”。指出早期小说的独特处在于“作者不仅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敏感,而且以她强烈的现代意识”,深沉地感受了五四时代知识女性的痛苦。“并通过较成功的典型形象深切、真挚地表现了这种痛苦”,进而指出“在写出二十年代前期知识女性面临的痛苦这一点上,丁玲简直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这样深刻地去理解丁玲早期小说中塑造知识女性内心痛苦的独特的美学成就,除严文外,还没有谁作过这样精湛的评论。严文认为“真正代表丁玲左联时期文学最高水平的”,不是其他作品,而是《母亲》,“这是一部在艺术上真正有重要突破的作品”,认为《桑干河上》是“迄今反映土改最深刻、最丰富的长篇小说”,是继《子夜》之后的一个新的突破,是丁玲对无产阶级文学作出的重大贡献”。 

      这一篇立论新颖,文笔精炼而又活泼、论证又很严谨的佳作,它标志着丁玲研究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的时期。但从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丁玲研究在这基础上,需要有新的突破,才能把丁玲研究引向更深层次的阶段。

      五、从比较研究与女性文学研究来探索丁玲创作的独特性

      对丁玲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常常以比较研究的角度,来审视丁玲创作的独特性,这种研究方法,冯雪峰在三十年代评论《日记》时,就将鲁迅的《伤逝》与《日记》作过比较,从而来评论《日记》的得失。以后,无论是袁良骏,还是严家炎的文章里,谈到丁玲的早期的小说的特色,都曾把丁玲的小说与冰心、庐隐、冯沅君以及茅盾笔下的时代女性作过比较。不少研究者将丁玲的“莎菲型”女性和现代文学中塑造的女性群象作了专题性的比较研究,以此来探讨丁玲创作的独特性以及丁玲笔下新女性群象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间的血缘关系。这样的文章较多,如丁尔纲的《丁玲的莎菲和茅盾的“时代女性”》,陆文采的《“莎菲型”女性与“时代女性”的美学价值》、《从子君到莎菲——论新女性文学及美学特色价值》等。把丁玲的小说置于女性文学大系统下进行总体性研究,是这个时期深入丁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钱荫榆在《她寻找她们自己的世界》一文中,认为丁玲奠定了中国女性文学的“先锋”地位。陆文采在《丁玲与女性文学》、《论丁玲创作中的女性意识》等文章中,侧重于论述了丁玲从《日记》到《桑干河上》,以系列“莎菲型”女性形象的展现,使她“莎菲型”女性的美不断得到升华,使她笔下的系列女性形象不断闪出女性主义独特美的色彩。在他看来,“丁玲是个继冰心等之后,高扬起女性义旗帜的女作家,她是以‘莎菲型’女性强烈的现代女性意识的风采而驰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认为她是首先把男女的‘性’爱的追求,净化到灵肉一致的爱的杰出女作家。”董炳月在《男权与丁玲早期小说创作》一文中认为“丁玲早期小说独特性是丁玲‘逆向的性别歧视’的潜在意识,使丁玲小说中的男性成为一种从女性视角出发的审美对象。”从而“通过对女性存在的方式再认识塑造了新的女性形象”,于是他认为:“在二十年代后期,只有当丁玲作为反抗父权文化的英勇战士,作为忠实于自己性别的女作家而存在的时候,她的价值才是其他作家难以替代的”。这是很有见识的学术观点,对丁玲是个女权主义杰出作家的研究的课题,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六、学术著作:塑造完整而真实的丁玲形象   

      宗谌与尚狭的《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一书,是新时期丁玲研究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这是本对丁玲坎坷的创作历程全面探讨的论著,在对丁玲创作进行拨乱反正的评论中,该书对人们重新认识丁玲、理解丁玲、研究丁玲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后来杨欣的《丁玲创作纵横谈》,张炯、王淑秧的《丁玲创作记》、宋建元的《丁玲评传》、宗诚的《风雨人生丁玲传》、王增如的《剪柳春风》、彭漱芬的《丁玲小说的嬗变》、李达轩的《丁玲与莎菲系列形象》、台湾作家周芬娜的《丁玲与中共文学》、美国作家梅仪慈的《丁玲的小说》、孙瑞珍、王中忱编的《丁玲研究在国外》,袁良骏编的《丁玲研究资料》,还有几次丁玲学术讨论会后出版的论文集《丁玲创作独特性面面观》、《丁玲传》,恕我不能在此一一罗列。这些专著,前后共达二十多种。这些专题性的论著,不论是对丁玲创作道路的探索,还是对丁玲创作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宏观和微观结合的论述,都说明了丁玲研究的专著,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已远远超过了以往丁玲研究的成果。周良沛的《丁玲传》、则是对几十年来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如丁玲是莎菲?丁玲是叛徒?甚至丁玲与冯达的关系等,都作了真实具体的描述。作者用鲜为人知的材料和富有思辩色彩的文笔,以及他那诗人的充满激情的心声,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完整而真实的丁玲形象。   

      七、分歧与争鸣:是因惑还是突破? 

      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新时期中出现在丁玲研究的争论有些是由来已久的,但也有一些是丁玲研究深入的必然结果。

      严家炎的《论丁玲小说的贡献》的发表,正如袁良骏所说:“基本立足点要‘真正恢复’丁玲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应有的地位’,廓清近年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和发表的某些单篇论文中所含有的‘对丁玲作品的不恰当的指责’。”严文对丁玲各个时期代表作科学而客观的论述,清晰地勾勒出了丁玲创作发展的轨迹线,从而肯定了丁玲在新文学史上的位置,它标志着丁玲研究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意味着研究者需要对丁玲创作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才能使丁玲研究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在严文发表一年之后,王雪瑛在《上海文论》上写的《论丁玲的小说创作》,尽管没有对严文提出任何正面的交锋,但她对丁玲创作发展轨迹的评价,与严文相“左”的,这在丁玲研究界引起了不小的震惊。         

      王文认为丁玲创作《日记》时,是用自己的整个身心来体认和塑造人物的,因此丁玲的创作不但是给文坛留下了一批生动的女性肖像,更是获得了一次自我超越的机会,显示了自己那种大胆而率真的性格魅力。但作者认为丁玲从《日记》之后的创作,从《韦护》开始,便走上了失败之路,只有在《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的创作中,丁玲才显示了艺术个性的生命力,“她的自我仍然顽强地要在笔下世界中露面”,其结论是丁玲到创作《桑干河上》时,人们已“看不到丁玲自己独特的感受,只有那一个纯粹政治性的主题,……这部长篇小说却明白地宣告了这位女作家的彻底消失,作为《桑干河上》的作者,丁玲几乎完全丧失了她独特的艺术个性,包括她作为一个女作家的那些独特的禀赋。以《日记》那样独特的创作为起点,却以《桑干河上》这样的概念化作品为终点。”对丁玲创作为何导致这样一种“彻底失败”的悲剧结局呢?王文还作了以下的解释: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创作无疑应该是一种个性的扩张,一种感情的释放,……是作家的一种自我保护……丁玲所以会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似乎就正是出于这种自我保护的本能……但是,现实世界的黑暗一次又一次地撞坍她的心理城墙,她的每一次个性扩张都遭到严重的打击……到最后,在似乎不可抵抗的环境压力面前,丁玲还是认输了,她终于吸取了教训,由个性扩张转变为收缩个性,由自我抒遣转变为自我封闭,由倾听自己的心声转变为图解现成的公式:她的创作变了质,由先前那种积极的自我超越和自我保护,变成了自我丧失,变成了一种消极的自我保护……

      根据这样的归纳,丁玲的创作道路变成了一条失败的轨迹。这和严家炎的认为丁玲的创作道路是追随鲁迅的杰出“开拓者”的轨迹之间是有着严重的分歧的,这是很值得研究者深思的。

      新时期以来,研究者在探索丁玲的创作道路时,对丁玲创作“莎菲型”女性独特的艺术个性的探讨时,有些学者,把丁玲在新文学上的贡献,强调了丁玲从《日记》到《桑干河上》,在人物塑造上,一直以“莎菲型”人物的艺术美,来展现丁玲创作的独特艺术个性,从而显示了她在新文学史上的独特艺术地位,他们对丁玲转换期中创作的《水》,认为是艺术上的失败之作,《桑干河上》的成功,主要还能看到丁玲早期创作的细腻风格,并塑造了黑妮这样“莎菲型”的时代女性。后来林唯民在87年的《华东师大学报》上发表了《莎菲……美琳……陆萍……黑妮》一文中,提出了“如果丁玲坚持下去描写莎菲式的‘知识女性’或‘中国不幸的妇女’,而不去尝试类似的《一二九师与冀鲁豫边区》那样的创作,那么她的艺术风格会不会比现在更成熟,更臻完美,她艺术成就会不会比现在更成功、更杰出。”这一问题的提出,把丁玲创作道路成败的争论,展现在读者面前,引起了丁玲研究者的关注。张永泉在《丁玲侧论》中,认为“考察丁玲1942年以后的创作,这期间她几乎没有创作出什么有价值的作品,特别没有创作一篇她所擅长的小说,因而在社会上没有产生什么么影响。”张文显然是对王文持支持态度的。

      王文发表后,罗守让在《丁玲在新文学史上的意义和地位》针对她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丁玲的文学道路和文学创作有以下三个鲜明特点:1.丁玲“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最忠诚的战士,她为革命的文学发展奋斗了一生。2.丁玲的文学创作在各个历史阶段都鲜明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3.丁玲是一个艺术个性非常鲜明的作家,她的创作个性跟随时代的前进而前进,跟随革命文学的发展而发展。她善于吸取时代先进思想的滋养,不断地从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丰富和发展自己的艺术个性”。在他看来,“贬低或是公允地评价丁玲以及像她这样的作家,否定或是充分肯定丁玲等人,都不仅仅是对于丁玲个人的评价问题,而是关系到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成就、历史地位的正确认识和正确评价问题,也关系到今天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学,坚持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方向问题。”文章中咄咄逼人的口气,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但在今天,当权威的解释体系瓦解之后,人们应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层面、理论观点、研究方法出发探讨丁玲的创作发展的历程,以便造就一个和谐而宽松的自由争鸣的学术气氛。王文发表后不久,袁良骏曾很感慨地说:“王文被有的同志誉为不受‘公论’牵制的佳作,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从中确实看不出多少‘公论’的影响。然而,‘公论’是否都错?如果都错,为何又成了‘公论’?是否‘众人皆醉我独醒’呢?这些都有待今后的丁玲小说研究作出进一步探讨。”袁的感叹到今天已过了五个年头,尽管这一争论已经公开,但进一步探讨的有深度的文章,至今还不多,其突破性的论文似乎还没有出现,这不免使丁玲研究者感到一种新的沉寂。从这一意义上看,王文是在丁玲研究新的沉静中发表了自己一己之见的文章,尽管她立论有偏差,或者以某种偏见和标准来衡量一些作品的得失,甚至以此去否定一批作品存在的价值,这是不可取的。但她从十玲创作中艺术个性的消长,来探讨丁玲创作的成败,从而使我们从中吸取借鉴,这倒确实是一篇值得丁玲研究者沉思和探讨的论文。

      八、结束语:“一切皆流”

      本文对新时期丁玲研究的巡视,主要是对丁玲小说研究的概述,其中对丁玲散文、剧作的研究和文艺理论等方面的研究,限于篇幅,未能涉及,对于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以及观念更新的擅变等,有所论及,但不够深刻,确实有挂一漏万的感觉。这是使我深为遗憾的。但令我欣慰的是,当我阅读近期丁玲研究的近百篇学术论文和部分学术著作后,巡视十五年来丁玲研究的成果,深切地意识到丁玲研究确实已从拨乱反正中逐步走向成熟,十五年来丁玲研究的学术论著,已远远地超过了以往五十年的总和。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丁玲研究确实已成为中外学者的热点,人们对丁玲这个富于传奇色彩的作家研究兴趣的浓烈,其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一点,还是丁玲创作具有独特性的艺术价值所决定的。

      今天,当我们沿着十五年丁玲研究的回顾再往上追寻丁玲研究的发展史时,我们会一目了然地感到六十多年来,在丁玲研究者中间所受影响最深的是雪峰和茅盾对丁玲的评论。目前丁玲研究中最有影响的研究者是严家炎和袁良骏同志,他们对丁玲研究已在雪峰与茅盾的基础上有了突破。如对莎菲的认识,雪峰认为莎菲个“恋爱至上主义者”,严、袁都作了否定,严认为“莎菲的主要特征就是和庸俗作斗争”,“她是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典型”。袁则认为莎菲是个既背叛封建旧礼教,又惩罚‘市侩’灵魂的叛逆女性。”还有黑妮这个人物,雪峰认为是“没有完全写好的人物”,严则认为黑妮等人物的塑造,是以油画似的丰富繁复的色调呈现在读者面前,闪耀着生活本身的独特光彩。袁认为,黑妮形象的塑造,“确乎表现了早期的委婉、细腻的特点”,黑妮是丁玲塑造的“全新的形象”,是“莎菲型”的女性中别具一格的新女性。这无不说明,今天的丁玲研究者,对丁玲创作的研究已在雪峰等的基础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但我们也不可否认,雪峰与茅盾的丁玲研究,或多或少还有其局限性,他们主要是以社会学,或站在左翼文学的观点来评价丁玲创作的嬗变的,其中对丁玲创作转换期的《水》等作品的评价,以及对《桑干河上》的评论,难免有偏高的现象,而我们的研究者以后基本上很难突破这种框框。近年来,当有的研究者想通过丁玲创作的独特艺术个性的探索,来评论丁玲在新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时,常有感到无法突破的困惑。林唯民在写《丁玲小说研究六十年代述评》结尾时,为丁玲的创作从《日记》到《杜晚香》没有彻底“完成自我超越”而很在感慨地说:“对地丁玲来说,好具备一个伟大作家的充分条件,如卓越的才华,惊人的敏锐,丰富的经验,独特的情感体验,剔骨镂心的主理分析,浓郁强烈的主情色彩等。但她最终没有能够奉献给世界文坛堪称一流的作品,而其本人也未能进入世界伟大作家的行列,这是整个中国新文学和时代的深刻悲剧。”

      这种令人深思的发问,是渴望丁玲研究能有新的突破,但又未能如愿以偿的烦躁心灵的流露,也是对当前丁玲研究处于新的沉静感到忡忡之忧的袒露,同时也是一个丁玲研究者从感性激情上升到理性激情后尚感到莫大困惑的反映。而对林的发自肺腑的困惑的心底的呼喊,使我为目前丁玲研究中的没有辩驳,没有激烈争论的沉静和冷漠而感以惊奇!作为一个丁玲研究者,我既看到了严家炎、袁良骏、周良沛等塑造的一个真实而完整的丁玲形象,又看到了王雪瑛、林唯民、张永泉等探索的一个充满个性但又是在党性和个性矛盾交战中的实实在在的丁玲,我自己似乎站在他们中间,去寻求二者矛盾统一中的丁玲!因而我是把丁玲放在女性主义的视野,去探索丁玲的灵魂!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一切皆流”。我想在我们回顾与展望丁玲研究时,用这句名言来作为我对丁玲文学研究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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